老子沉靜低調,對各種擺譜、夸飾,尤多鄙視。但《老子》第六十七章中,他向世人“亮寶”,說自己有三大法寶,供世人恪守并珍視:“一曰慈,二曰儉,三曰不敢為天下先”。
老子沒有矜夸。這三方面,確是人類的寶貴經驗,為治世珍寶。這“三寶”比收藏在櫥柜里的金銀財寶,好在哪里?
老子回答:“慈,故能勇;儉,故能廣;不敢為天下先,故能成器長。今,舍慈且勇,舍儉且廣,舍后且先,死矣!”——因為柔慈,所以能勇尚;儉省,所以社會能用度寬廣;私利不走在天下人前面,所以能成為萬物首長。現在,舍棄了柔慈而勇武,舍棄了儉省而寬廣,舍棄了后退而爭先,死路一條啊!
想想是不是這個理呢?一個社會,如果仁慈匱乏,再大家窮奢極欲,凡事人人爭鋒,就如《甄繯傳》《陸貞傳奇》《杜拉拉之似水年華》中津津樂道的陰毒內斗,那是什么場景?人與人之間不是野獸一般?甚至比野獸更野獸。所以老子說“舍慈且勇,舍儉且廣,舍后且先,死矣”,不是危言聳聽。
“不敢為天下先”以往飽受批判,把它說成保守、怕事什么的,幾近胡扯了。老子的“不敢為天下先”意旨深遠,不是退縮、沒有改革精神,而是強調私利不搶在天下人前,不冒天下之大不韙。
治世“三寶”,歷史上多有人踐行,并有良好治世大績。西漢文帝就是這方面的實踐楷模。南懷瑾先生認為漢文帝“深得老子的妙用”,“是老老實實地實行老子的哲學來治國,奠定兩漢四百年的劉家天下”。
比如“慈”。文帝當皇帝后,南越王趙佗還在自稱皇帝,并集聚兵力準備向北進攻。這是勢不兩立、殊滅九族的滔天大罪。這要在其他人,一定會發動一場大戰,趕盡殺絕為快。但文帝為天下蒼生念,不以斗爭方法處置,親筆修書一封,曉之以理。那趙佗感念恩義,取消了“皇帝”名號。文帝以懷柔消彌了一場大戰,拯救了無數生靈。
歷來有所謂“誹謗妖言罪”,百姓議論朝政時常被定罪。文帝說:“古時治理天下,朝庭設有‘進善之旌’‘誹謗之木’,讓人們站在旌下議論朝政,在木板上書寫建議。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,是使眾臣不敢盡情,而上無由聞過失也。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?”于是堅決廢除了這項法律。
《史記》記載,齊地有個人犯了罪,要受一種殘酷“肉刑”。他小女兒名叫緹縈的給文帝寫了一封信,信中說:“妾父為吏,齊中皆稱其廉平,今坐法當刑。妾傷夫死都不可復生,刑者不可復屬,雖復欲改過自新,其道無由也。”表示愿意自己賣為官婢,為父親贖罪,讓父親改過自新。文帝讀了信,感慨說:“夫刑至斷肢體、刻肌膚,終身不息,何其楚痛而不德也。”遂下令廢除肉刑。文帝生前,廢除了多項這樣的“惡法”。
文帝減輕刑罰稅賦,盡量放寬法律制度,種種政策舉措,寬仁到極點。在平定諸呂之亂后,使西漢國力迅速恢復。《史記峀律書》記載,文帝時“百姓無內外之繇,得息肩于田畝,天下殷富,粟至十余錢,鳴雞吠狗,煙火萬里,可謂和樂者乎”。文帝當政23年,社會犯罪率大大降低,監獄里空空蕩蕩,幾乎沒有犯人。
在那樣一個時代,遇上文帝這樣一名好領導,真是萬民之幸。盡管出現了吳楚七國之亂那樣的事件,但因其民生深厚,終未威脅政權,很快平定叛亂。
再看“儉”。劉恒做皇帝后,一件袍子穿了20多年,補了再補。這不是作秀,完全是出于對民生不易的悲憐之情。文帝穿質地粗厚的布衣,對寵愛的慎夫人,要求衣服不準拖到地面,帷帳不準刺繡花紋。文帝生前規定自己陵墓“皆以瓦器”,不準用金銀銅錫為飾、不治墳,“欲為省,毋煩民”。
一次文帝想造個露臺。匠人估算一下,需約一百黃金。文帝說,“一百黃金相當于十個中等人家的產業了”,立馬取消了計劃,完全沒有今天一些地方一擲上百億、幾千億搞樓堂館所那種“大氣派”“大手筆”。
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說,文帝“即位二十三年,宮室、苑囿、車騎、服御,無所增益”。文帝甚至連賞物識事,也帶著“儉嗇”特點。世人多賞梅、賞菊、賞牡丹的,文帝唯一喜好是賞柳。文帝儉省,蔚然成為一種風尚,朝廷上下競以名節自勵,社會風氣日趨淳樸。
在“不敢為天下先”上,文帝恪守秉承。劉邦死后,呂后大行殺戮,劉邦兒輩被殺得七零八落,只有劉恒在荒漠貧瘠的內蒙一帶孤云野鶴地做著代王。劉恒母親薄氏,喜清靜無為,與世無爭,呂后沒把她放眼里,故保得一條命。周勃平定呂氏勢力,要恢復漢家天下,可后繼乏人,就把邊遠的劉恒找來做皇帝。
劉恒風塵仆仆,從邊塞來到首都長安外的渭橋。周勃領著文武百官迎候,百官下跪。這時,劉恒也跪了下來。“西鄉讓者三,南鄉讓者再”,再三稱自己不足以稱宗廟,愿請楚王計宜者,自己不敢當。南懷瑾說,這也是老子精神——“謙德”。文帝一生,親和厚道,完全沒有其他皇帝的霸道習氣,做人做事,都深得“不敢為天下先”之津要。